穿梭于30年时光隧道，一个崭新的陕西农村已经清晰地呈现于田野之间——农民腰包渐鼓，人均生活费支出成倍增长，农村生活渐向城市靠拢，新农合、低保等社会保障广泛覆盖……其间，民生的变化最为显著，被深深地记忆在万千农户的心间。
在此，我们撷取4个来自陕西农村的普通人，他们的命运和情感与农村的巨变紧紧地连在一起，他们各自不同的身份、经历，从不同纬度记载了陕西农村发展中的民生进步，勾勒出陕西农村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轨迹。
浅山丘陵地段的新村样板。
记者 尤书印摄
国外客商兴致勃勃地在陕西果区考察。
记者 袁景智摄
先富起来的农民开始享受文明舒适的新生活。
记者 戴吉坤摄
1、从凸显管理到强化服务：
乡镇干部王涛感受的角色观之变
尽管有过争论，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新的经营方式，还是以不可阻挡之势，坚韧地打破了束缚发展的“大锅饭”，释放了农村生产力。自此，陕西农村焕发出蓬勃生机和无穷活力。省农业厅副厅长胡小平总结说：“由于大多数农民对土地舍得投入，到上世纪80年代，以关中粮仓为主的陕西粮食主产区农业生产稳固，全省粮食生产实现了从吃饭难、吃不饱到基本自给、产销平衡的转变。”
然而，改革之初，百废待兴，农村同样在矛盾中前行。这一点，基层干部感受最为深切。今年42岁的王涛，是西乡县两河口镇党委书记，一直在乡镇工作。20多年来，从普通干部到副镇长、副书记，到政法书记、人大主席，再到镇党委书记，在自身角色伴随农村改革向前演进的过程中，他认为，“变化最大的，是乡镇干部职能和工作理念转变带来的干群关系的变化。”
改革开放初,他在县上最边远的贫困山区——楼房乡任普通干部。“基层干部长年的主要任务是催收催种，催粮要款，以及‘刮宫、引产、撵婆娘’。每到夏秋收获季节，为了按时完成粮油入仓任务，带上村组干部挨村挨户催缴公粮税款。对个别一时交不起的‘钉子户’，轻则点名批评，重则提门扭锁，拉猪牵羊，闹得群众怨声载道，干群关系比较紧张。”那时候，干部是“管人的”，王涛对当时存在的现象记忆犹新。他告诉记者，他当时包的是亢家坡村，每年农民人均负担粮油税款、“三提五统”款及集资建校款103元，一个学生每年的学杂费要280余元。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每年各种负担达到几百元。“那时村里许多群众住的是茅草房，穿的是破衣裳，点的是煤油灯，油盐钱还得东凑西借。尽管如此，农户在几千年缴纳皇粮国税‘天经地义’传统思想的影响下，即使卖猪卖牛也要完成粮款上缴任务。”村民这种“交粮纳税，义不容辞”的淳朴让王涛十分触动，也像针一样扎着他年轻的心。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生产积极性，农产品供应短缺时代很快结束了，到上世纪90年代末，甚至出现了短暂的卖粮难。面对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现实,中央部署惠农政策,对农村“多予、少取、放活”，为农民减负，给农民实惠。2003年,神木县在我省率先取消农业税。2005年，全省范围内实现了农业税零负担，共为农民减负8.4亿元，人均减负30.35元。政府不但取消征收农业税，取消了“三提五统”，还对农民进行粮食、良种、化肥、农机购置补贴等，对农村贫困户实行低保，让农户欣喜的事情一件连着一件。上世纪90年代至今，在国家支农政策基础上，陕西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仅2003—2007年5年间，全省财政累计安排“三农”资金799.66亿元，2007年对“三农”补贴达到15项、37.7亿元。
与多予、减负要求相呼应，乡镇政府及乡镇干部逐渐转换工作目标，从催粮要款，转变为千方百计帮助农民增加收入。王涛体会，“农民的负担减轻了，乡镇干部的任务加重了。围绕服务农民增收，培训农民提高文化科技素质，帮助农民落实致富项目，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发动和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都是我们的工作任务。在这一加一减当中，首先要完成角色观念的转变。实际上，是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由管人到帮人的转变。”
角色观的变化，促进了干部转变工作作风，带领农民向着富裕迅跑。王涛现任职的两河口镇山大沟深，交通不便，是典型的边远贫困山区乡镇。近些年来，镇上各级干部从实际出发，扑下身子先抓道路建设。接着，引导农民发展多种经营，培植茶叶、生猪、劳务输出三大经济增长点。虽然担子重了，进村入户、奔波劳碌的王涛却不无欣慰，“过去，两河口镇的茶叶每公斤仅售30－60元，经过深层次加工和精包装后，现在每公斤最高可卖到200元。2007年全镇产茶381吨，产值2705万元，仅此一项，茶农户均年增收668元。过去，农民喂猪为过年，现在养猪为卖钱。去年全镇养猪3.4万头，出栏生猪2万头，收入339万元，养猪户年均增收823元。全镇输出劳务人员5000人次，创收4000万元，户均增收516元。”
从管理到服务，从管人到帮人，乡镇干部角色观的变化，映射了政府作为服务主体的职能强化。特别是从2005年开始，陕西进行全省乡镇机构改革，乡镇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促进经济发展、强化公共服务上。省农业厅最近一份总结报告认为，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加上乡镇机构改革，使近5年成为陕西农村发展最快、农民朋友受益最多、干部群众心气最顺的时期之一。
2、走向规模经营：种田女状元屈玉芳的发家路
惠农举措的实施和政府服务理念的凸显，激发了广大农民创造美好生活的主体意识，陕西农村逐步走上一条科技带动、机械推进、规模生产、市场引导的发展道路，现代农业雏形乍现。
省农机局副局长王爱军、省农业厅办公室主任杨黎旭介绍，“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通过普及优良品种、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包括采用农业机械化等措施提高农业生产科技含量，使得在播种面积减少的情况下，陕西粮食单产大幅提高、粮食总产持续稳定增长。1984年陕西粮食产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结束了吃粮靠调进的历史；1998年粮食总产创历史最高水平，达到1303万吨；2007年，在粮食面积较1978年减少三成的情况下，平均亩产较1978年增加110公斤，总产达到1067.9万吨，较1978年增长49.3％。在此过程中，特别是本世纪以来，农机使用总数量、总动力增长迅猛，机械化作业几乎遍及农作物耕、种、收全程，农民劳动强度大大减轻。”
以往被定格为缺粮地区的陕北，也不再是贫瘠的代名词。长期从事产业化研究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曹斌云等专家，对陕北农业发展中的科技化、规模化、机械化特质给予高度关注。曹斌云直言，“现代农业看陕北。”几十年中，陕北农村都有种植马铃薯和玉米的传统，因自然条件所限，产量很低。近年来，在政府推动下，科技成果推广渐入寻常农家，新品种和农技良法逐步被农民认识并应用，近年连年创出全国粮食超高产纪录，是陕西现代农业的希望所在。
定边种田女状元屈玉芳是白泥井镇瓦窑坑村的“婆姨”。过去几年，她在自家60亩承包地里种植马铃薯和玉米，每年纯收入都超过五六万元。今年，她又包租了50亩地，种田规模达到110亩。其中，在连片60亩马铃薯示范田中，她一丝不苟地进行良种良法配套和病虫害防治，用于培肥地力投入的鸡粪和羊粪就花去3万多元，最终创造了平均1亩6715公斤的全国最高纪录，是普通农家3亩的产量。而这项纪录，比今年定边实现的万亩方田平均单产4888公斤的全国纪录，还高出1827公斤。110亩地，靠新品种和农技良法种庄稼，屈玉芳今年的总收入超过30万元，马铃薯亩获益最低在5000元以上。
陕西省玉米首席专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薛吉全跟踪测算，在陕北和关中地区，采用增加密度、推迟收获期的技术，1亩地1料可实现增产200—300公斤，两料庄稼1亩纯收入可增加400元左右。他进一步分析论证说，“依靠科技进步和规模化经营，陕西农民能够通过农业实现增产增收，同样依靠这两条，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
农民的首创精神，往往走在了理论和经验的前头。据介绍，在陕北和关中的很多地方,都有像屈玉芳一样“心中有国家”的种田大户。他们通过规模种植，实现了高产高效益，并为保障粮食安全作出了贡献。屈玉芳等种田大户快速致富不仅是科技推广的成果，其不同寻常之处还在于，农民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进行着土地流转的实验，自觉地走向规模经营之路。
3、变身新型农民：果农周小明的“标准化”情结
经过多年挖掘资源潜力及加大扶持，陕西农业经济从单一的粮食生产向多种经营转变。其中，陕西苹果的规模和品质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居领先地位，不仅畅销全国，而且远销欧洲、北美、南美等80个国家和地区，使陕西成为名副其实的果业大省和强省。
陕西苹果的突破性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承包政策兑现后，粮食生产自给平衡，口粮有了保障，给后续产业培育、产业结构调整预留下充足空间。上世纪80年代中期，果品市场供不应求，苹果畅销无阻，尝到甜头的农民是狂喜而狂热的，陕西苹果进入规模种植阶段。1997—1998年，外有市场供求转折，内有生产园艺粗放，陕西苹果一度陷入低谷。经历了深刻的市场洗礼后，苹果主产区纷纷摒弃数量增长型发展模式，注重品种改良和品质提升，种植面积保持持续稳定增长。2001年冬季开始，全面推广“巧施肥、强拉技、大改形、无公害”的苹果生产四项关键技术，果园标准化管理深入农家，省内基础园艺根本改变，苹果产量质量同步提升。2008年，全省苹果产量750万吨，为1978年75.6倍，种植面积已达800万亩，苹果优果率达到73％，预计洛川、旬邑、印台、宝塔和宜川等县果农人均纯收入今年达到5000元。到果业大县去，农民盖新房、买轿车并不鲜见,他们还走出乡村，在县城买房置业，将子女送到城里接受更好的教育。围绕苹果产业链条上下游的产业整体受益，果业集聚效应进一步增强，县域套袋、储存、运输、加工大户壮大起来，华圣果业、延安果业、白水宏达等知名中小企业强势崛起。
今年58岁的富平县梅家坪镇庙沟村果农周小明，种苹果30年，是陕西苹果产业发展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创造者，被当地人称为苹果产业发展的“活化石”。1978年，老周以每亩1年110元的价格，承包了相邻的耀县坡头镇的50亩地栽果树，主要品种有秦冠、元帅、红星等。当时，种苹果还是新鲜事，老周找到省果树研究所专家指导，他的果园很快成为县里的示范园。到了1996年后，县上陆续引进红富士、皇家红嘎拉、粉红女士,老周都是栽植的第一人。每一个新品种，都是在他的示范园里先实验，取得成功后再向全县推广。本世纪初，全省实施“优果工程”，每一项新技术，他都积极“冒险”尝试。他的果园，被称为“优果工程”的标准化实验园。
从最初不懂什么叫管理、市场，到学技术、学园艺、闯市场，再到对乡邻们进行技术指导，老周成了全省有名的乡土人才专家，他说起种苹果的心得来头头是道，“果园管得好，就有效益，管不好，还可能赔钱。我自己栽植60亩苹果，亩均投入2000元，标准化管理，亩产值近万元！我们这里，保守算，农民1亩苹果平均收入6000元很轻松，能净落4000元。”在老周的示范带动下，村里、镇里着力发展中早熟和晚熟苹果，标准化果园管理技术广泛应用。老周指着大片果园说：“一到采收季节，整个村上1公里长的路上，排满了主动上门来收购的外地车辆。”老周还担任果农们自发成立的富平县粉红女士苹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一职。今年，协会发展会员1000名，为当地果农代销苹果500多吨，经常接待前来考察洽谈的国内外客人，还准备让粉红女士进入欧洲市场。
爱科学、善钻研、勇开拓，老周多重身份的背后，是陕西新型农民伴随产业发展和市场进程的成长和裂变，是陕西优势特色产业从粗放式经营向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转变的缩影。
新型农民的成长，及其具有的现代市场意识和国际化眼光，又进一步撬动了陕西乡村从封闭走向开放,使得出产于适生区的陕西苹果，凭借优良品质最大限度地攻占国内外市场份额，一些偏远小县也进入了国内外客商的视野，洛川县先后召开了两次国际性果品会议，数百名金发碧眼的老外纷至沓来，到陕西果区参观、考察、洽谈。同时，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入果业相关加工和服务领域，陕西农村工业化进程加快。
4、向城市看齐：山区老汉王兴富的社区生活
改革开放后，陕西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加大。十六大以来，伴随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公共财政的阳光更多地照耀农村，统筹城乡发展思路日臻清晰，公共服务渐向农村延伸,传统村庄向新型社区过渡，农民生活方式显著改变，逐步向市民看齐。
以就医为例。陕西成为全国第三个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业人口全覆盖的省份，农民就医负担减轻，就诊率和住院率明显提高，因病致贫和返贫问题得以遏制。至2007年底，新农合基金补偿支出9.9亿元。同年，省卫生厅对镇安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运行情况调查显示，参保人群贫困发生率降低了3.9％，有0.37％的参保人口由于新农合的补偿脱离贫困。
大巴山东段的国家级贫困县白河，当地农民形象地把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自己生活的变化总结为“三步曲”:修田造地是“金碗碗”，发展产业是“钱袋袋”，服务中心是“心窝窝”。
白河山沟相间，几乎找不到一处百亩平地，曾有专家断言此地是一块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记者到该县中厂镇石梯村采访时，这种感觉却并不强烈。约60度的陡坡上栽种着一棵棵半人高的树苗，多年的滑坡体上出现一片片顽强的绿色，山脚下五六级石坎垒起来的梯田里栽种着庄稼，河边长长的护田堤修筑得整整齐齐。石梯村村民王兴富老汉告诉记者，当年，他们把一筐筐泥土生生地背上山，然后填在用石条砌成的梯田里，就这样修田造地,村庄也就叫成了“石梯村”。据了解，全县修田造地累计砌石坎长3.5万公里，其长度相当于7个万里长城。王兴富说：“修田造地后,村民们种木瓜、魔芋，种桑养蚕，发展产业，现在乡亲们的年收入基本上都翻了一番以上。”
近年来，在新农村建设中，这个偏远的山区县将村委会办公场所和村级便民服务设施融为一体，创建村民综合服务中心，为村民提供全方位的“社区服务”。服务中心集中设置村警务室、卫生室、广播室、文体活动室、农民技术学校、连锁超市等服务设施，还可进行教育培训、信息咨询、全程代办、志愿互助、矛盾调处，从根本上改变了村级组织远离群众的现象。说起综合服务中心,王兴富老汉很高兴，“办证办事叫村干部代理,头痛脑热到村上卫生室;田里使个化肥农药到服务中心的农资经营店里去买，油盐酱醋咱村上的超市都有……”
农民福利水平的增进，得益于公共财政投入的倾斜。特别是本世纪以来，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指引下，统筹城乡发展的脚步走得更快。今天的陕西农村，已经彻底刷新了人们头脑中的旧印象，村里有休闲广场和健身设施，街面上有卫生室，有便利店，农业信息网覆盖全省7000多个村庄，获取信息可以到互联网上“畅游”……农民生活的便利程度以及享受的公共服务的普遍化，和城市几无差别。而到2020年，实现十七届三中全会描绘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发展目标，农民生活质量又将跃上新的台阶，农村将呈现更加文明美好的新景象！（记者 刘国英 苏同敏 吴莎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