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部队的战略推进与数量扩大,干部严重缺乏。有的部队甚至把抗战前的老战士全都提拔为干部,但仍难满足需要。与此同时,日寇铁蹄深入,神州陆沉,大批学生走出校园寻找救亡之路。主张抗日救国、尊重知识分子的中国共产党对广大知识青年形成了强大吸引力,延安一时间成为爱国青年心中的“圣城”。
今天,中华儿女带着朝圣的心情而去,带着净化和升华后的灵魂而归。回首望延安,心潮彭湃依旧。延安是一部博大精深的书,值得一代代人去品读!
一块红土地与一群“朝圣”者
当年,很多知识青年千里迢迢、不畏艰险地来到这里,试图寻找救国和人生理想,其中青年女性占到近乎一半。延安革命队伍里有知识、有文化的革命女青年,大都走过一条叛逆者的道路。她们首先是背叛自己出身的中产阶级家庭,投身抗战救亡的革命行列,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后,继而更是背叛自己曾经出生并成长着的那个阶级和社会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这给她们首先带来的是一种离家出走、人身解放的无限畅快感。进入革命的队伍,一声“同志”的称呼就让这些思想激进的知识女青年们感慨万千。她们曾经是小姐或太太,但她们无限向往的是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在军事化的革命队伍里,她们无不感到欢欣鼓舞、意气风发,自觉得已经进入了一个新世界。
1939年6月至12月,中共连续下发3个接收知识分子参军的重要文件。其中,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号召“放手吸收青年来延安学习”。除抗大等院校外,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陆续开办了14所抗大分校、5所陆军中学和1所附属中学。
那个年代,许多年轻人从进步报纸《救亡日报》的中缝里看到过延安办的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等招生广告,就打听着如何去延安。有些南方人听说过:“大西北的冬天,冰天雪地,连耳朵、鼻子都会冻掉的!何况还吃小米,住窑洞!”但这一切并没有让那些有着革命热情的年轻人打退堂鼓。他们通过当地的八路军办事处等开介绍信,表明了自己的志愿和要求,后辗转来到延安,受到接待处的热情接待。
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延安张开怀抱,紧紧拥抱了这些满腔热情的理想追求者。一到延安,他们听到《延安颂》等革命歌曲,更是热血沸腾。一踏入这块红土地,听到附近传来的一阵阵歌声,许多人才松了口气,都有相似的感受:啊!我们投到母亲的怀抱里了!
延安时期,我们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确立了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方向,吸引了大批热血青年和有志之士从四面八方奔赴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当年流行的红色歌曲《延安颂》对于当年的国统区来说,应该完全是一首赤色宣传的禁歌了。然而,就是在那样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首《延安颂》在1940年还是被巧妙地更名为《古城颂》,刊登在了国民党统治区《新音乐》第二卷第三期上,由此足见这首歌曲的影响之大。
据统计,仅从1938年到1939年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就到抗大讲课26次。许多听过毛泽东讲课的抗大学员回忆说,听毛泽东讲课是一种精神享受,毛泽东语言幽默,引人入胜,能把深奥的道理讲得浅显易懂。他还曾多次到陕北公学去演讲,讲统一战线,讲持久战、游击战,讲团结,讲批评与自我批评。
如今,你走遍延安的每一处革命旧址,都能感受到那时的延安青春勃发,充满活力。从展厅里展出的图片和数字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一批又一批知识青年冲破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层层封锁,奔赴延安。展厅里有这样一组数字:1937年8月1日,抗大第三期开学,从全国各地来的知识青年就有477人,占全校学员的37%。1938年4月16日,抗大第四期开学,从全国各地来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达到4655人。1939年1月,抗大第五期正式开学,外地来的知识青年竟达到10403人……
这些青年,不仅有从敌占区、国统区经历千难万险而来,还有从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及南美洲、北美洲来的爱国华侨青年。毛泽东对他们说,你们都是不远千里而来延安的,目的当然不是“升官发财”,而是抗日救国,即是说,你们是准备牺牲而来的……你们这种热心、积极性和牺牲精神,是最纯洁伟大了!这其中就有贺敬之、刘炽、于蓝、王昆、马可、李焕之、黄准、陈强、田华……刚到延安的陈荒煤被安排在鲁艺,他曾回忆:“我刚到鲁艺的第三天,正是旧历年的晚上,我第一次看见了红五角星的灯,照耀着一群欢笑的脸……毛主席站起来,那样欢喜地亲切地对我们说‘同志们,今天我们很快乐’的时候,我止不住流泪了。”
除了延安,晋察冀根据地因为靠近京津,吸引了两地许多高校以及东北的流亡学生前往投奔,一时以人才荟萃而著称。苏沪等地的青年学生则大量奔赴江南新四军驻地。
大量青年奔赴抗日根据地,引起了国民党的高度警觉,他们软硬兼施、千方百计进行封锁阻挠,很多人被国民党宪兵特务扣留关押,甚至惨遭杀害。尽管如此,到1942年底,共有10万多名以进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抗日志士投奔到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据地。这些青年学生经过抗大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学习培训,绝大多数成为了懂政治、懂军事、会做群众工作的优秀指挥员,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什么这些青年在大米饭和小米饭之间选择了小米饭?为什么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他们选择了共产党?因为他们看清了吃小米饭的窑洞里有真理,共产党这边有抗日救国的希望,有新中国的曙光。
成千上万的青年来了,为了追求他们的理想,为了坚守他们的信念。没有了住的地方,就自己动手挖窑洞,仅抗大一所学校半个月就挖好175孔窑洞,修筑一条3公里长的盘山“抗大公路”。每孔窑洞住七八个人,共睡一条土炕。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里写道:“有什么别的学校由于‘纸荒’而不得不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使用……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延安是个小地方,人民负担不起这么多人吃饭穿衣,他们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没有粮食自己种,仅抗大第五期学员就开荒两万亩,人均三亩多。除了种地,还喂猪养鸡,纺纱织布,打草鞋,造粉笔……
▲ 红色延安(余玮 摄)
一首诗与一种情怀
从1935年到1948年,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是新民主主义的模范试验区,是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和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军事战略方针,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方向。延安成为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由弱到强、转败为胜的丰富经验,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提出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个战胜敌人的主要法宝,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培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著名诗人贺敬之16岁就来到革命圣地延安,17岁在延安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不久开始文学创作并取得显著成绩。关于他在延安学习、生活的经历,贺敬之自己曾有过回忆和评价。他说:“从自然生命来讲,是延安的小米饭、鲁艺的小米饭养育了我,‘小米饭养活我长大’是我的真实写照;从政治生命来讲,我是在延安入的党,延安给了我政治生命。延安鲁艺决定了我的一生。”从贺敬之饱含深情的话语里,我们可以看出,这段生活成了贺敬之一生中最重要、最难忘的经历,所以诗人也情不自禁地把延安比作自己的“母亲”。
1946年,贺敬之因革命工作需要离开延安,但延安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以及延安的战友和父老乡亲仍萦绕在他的记忆和梦境里。1956年,贺敬之从北京来延安参加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回到了阔别10年之久的“母亲”的怀抱,贺敬之心情异常激动,《回延安》正是对这种激动心情真挚而生动的抒写。
延安是贺敬之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对延安他有着深深的情感。故地重游,诗人的心情特别激动。“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莫要”“莫把”两个祈求的诗句,说明诗人无法控制自己内心激动的情绪。接下来几句中,黄土贴心、梦回延安、搂宝塔山、千呼万唤,连续几个情节和动作表达了诗人对母亲延安的眷恋。全诗共分5个部分。诗人阔别10年后重回延安母亲的怀抱,与亲人相见时的兴奋和喜悦之情及延安新貌、延安的光辉历史,尽在其中。
贺敬之曾这样谈到过自己创作《回延安》的心得与感受:“我这首诗之所以引起读者共鸣并流传下来,只能说是由于写了我人生经历中对‘母亲’——延安、党、祖国的真情实感,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声音。”他还说:“比起当年鲁艺的师长们和老同学们以及从延安出去的广大干部,无论在文艺创作还是其他工作上,自己的贡献都很少,每次回想起来总是深感愧疚。不过,当想到整个延安,想到这个名字标示的伟大历史内容和辉煌业绩,却不能不永远为之骄傲。想到作为它队伍中当年的一名小兵和今天还活着的一名老兵,我不能不感到无比荣幸。”
▲ 七律《延安》(刘晓 诗 徐宜胜 书)
一首红歌与一种精神
201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全国范围内曾组织过“唱响中国——群众最喜爱的新创作歌曲”征集评选活动,组委会曾征集到作品18000多件,最终评选出10首获奖歌曲,其中有由词作家化方、曲作家徐沛东合作的《我要去延安》。这首歌曲朗朗上口的歌词配上带有摇滚元素的民歌旋律,使红歌唱出流行味。
延河水的蜿蜒、高原黄土的深厚、宝塔山的高瞻、羊杂汤黄米饭的平凡……延安一系列画面浮现眼前,化方一气呵成写下这首《我要去延安》。化方把对延安的一腔热情、热爱抒发于字里行间;把对理想开始的地方的热情、热爱抒发其间。在他看来,延安是共和国走来的地方,延安是一个人和一群人梦想开始的地方,是一个民族梦想开始的地方,是神圣与伟大发祥的地方;延安又是新思维、新思潮的代名词,是革命与革新的一种象征。
曲作者徐沛东拿到歌词后,反复思考,最终决定不着痕迹地写延安、写民族梦想,不说教。他巧妙地将那首经典的《南泥湾》的曲调柔化于作品中,用摇滚思维,根据歌词所内含的情感逻辑进行旋律线及节奏型的变体,极具历史感,又具时代感;既有民族性,又具国际性;既区别于以往的民歌,又极富于流行性,使《我要去延安》成为了中国民族化摇滚乐又一成功之作。《我要去延安》首唱是由从十四届青歌赛中走出来的歌手李龙演唱,李龙扎实的唱功和略带沧桑的嗓音,对这首作品进行了完美的二度创作。
去延安,是一次朝圣之行。无论是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或是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无论是在宝塔山,或是枣园、杨家岭,认真听、仔细看,从一件件文物、一张张老照片中都能让人重温延安革命的历史,体悟延安精神的真谛。
延安是延安精神的发祥地。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培育的伟大的时代精神,是我们战胜敌人、夺取胜利的力量之源和精神支柱。它的原生形态就是当年在延安形成的抗大精神、整风精神、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南泥湾精神等,每个延安精神的原生形态都有它特有的科学含义。
延安时期,党中央之所以能冲破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靠的就是党和党的干部与人民群众同住土窑洞、同吃小米饭、同穿粗布衣,形成了军民鱼水般的深厚感情;靠的就是党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始终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弘扬延安精神、强化敬畏意识,必须自觉摆正与人民群众的位置,把人民群众当主人、当亲人、当恩人,常怀敬畏之心、感激之情,始终做到为民立场不动摇、爱民本色不变质、亲民作风不丧失。
央视曾推出过40集的抗战历史电视剧《延安颂》,由宋业明执导,唐国强、马晓伟、郭连文、郑强、刘劲等主演。该电视剧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过程。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13年是一叠永不褪色的老照片,延安记忆是一首永远唱不完的信天游。正如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左青所说:“无论是在革命烽火的战争年月,还是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13年培育的延安精神,是一面永远飘扬的旗帜。”著名编剧孟冰深情地说:“在鲁艺我一直在想:那是怎样的一群人啊?他们来自全国各大城市,甚至有的还来自海外,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优越的生活条件,甚至有的人早已成为文化界的名人,而他们却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挠,义无返顾地聚焦在延水河边、宝塔山下。此后,一大批反映现实生活、反映人民心声的作品应运而生。他们的激情至今仍留在我们的记忆里,留在历史的回声之中……前辈艺术家留给我们许多财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作为一名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
历史选择了延安,延安铸就了辉煌。抚摸着那些被风霜磨砺焰火熏黑的宝塔的古砖,抚摸着呼啸的枪炮子弹留下的痕迹,不得不浮想联翩。塔上的每一块青砖,每一个弹洞,承载着它曾经经历过的那个时代和人物,记忆着一个个古老而久远的故事。眼前的延安城变得热闹、繁华,高楼大厦依山而建,几条宽阔的街道上挤满了蠕动的汽车和闲逛的人群。
延安,其实已经不只是一个地名了,延安是一个共和国走来的地方,是一个人和一群人梦想开始的地方。《延安颂》也不只是一首歌曲,更是一段岁月与传奇的回声、一个情怀与精神的象征。
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发展。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时代精神。延安精神是革命战争年代的时代精神。在和平建设时期,延安精神的内涵不断丰富光大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新的时代精神。延安精神永放光芒!新时代的“延安颂”永远唱响!
今天,许多中华儿女,特别是年轻人,到这里寻访。那时候的延安青年为什么能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如今要用什么精神来塑造青少年的灵魂?大家似乎在延安找到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