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龙华集团由原神木县燕家塔电厂于1998年改制而来。谈及这场15年前的改制，有人称高忠厚是侵吞数十亿元国有资产的“巨贪”，有人则称他为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功臣”。《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走进神木县，采访了举报人、被举报人、企业职工及政府官员等多方人士，试图用事实还原当年企业改制的真相。

网曝高忠厚“侵吞国资数十亿元”

神木县多富豪，在网上流传的一份《神木富豪排行榜》上，高忠厚榜上有名。高忠厚很低调，在媒体的公开报道中几乎看不到他的名字。但在2013年3月，一份“神木40余名职工实名举报国企高层侵吞数十亿国有资产”的网帖，将这位低调富豪推上舆论关注的焦点。

据了解，网帖中反映的涉及企业改制的主要内容如下：

在党的十五大召开后，国家出台了国有中小型企业改革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政策；1997年12月，陕西省委、省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决定》和《关于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决定》以及“两个有利于”(有利于企业、有利于职工)等相关政策性文件。在此背景下，神木县燕家塔电厂开始推进企业改制。

燕家塔电厂是2台6000千瓦火电机组的小型电厂，而且是全额负债企业，即总计6000多万元的资产全部是贷款。政府为了能使燕家塔电厂的改制顺利进行，决定将神木县孙家岔煤矿的78平方公里井田划给燕家塔电厂开采，将孙家岔水厂划给电厂使用，将贷款中2000万煤炭开采基金让利5年。

1998年7月，神木县企业改革领导小组与燕家塔电厂主要领导多次研究后，确定电厂的改制方案：以“一买十”方式配股，即每5000元认购一股，享有电厂5万元资产所有权，同时承担电厂5万元的债务清偿义务，自配金5000元作为电厂实收资本。每个股东的第一股须以现金认购，其余每股只出500元现金，剩下的4500元可申请抵押贷款。电厂职工226人，其中正式工137人，合同工89人。改制后，原国企职工身份即自行改变成为新企业员工。

网帖称，改制前，电厂曾向每个入职职工集资5000元；改制时，电厂领导希望职工把这5000元直接作为股金来入股。但大多数职工不同意此方案，只能以不入股的方式来抵制。入股人数寥寥。最后，董事长高忠厚用自己亲戚刘晓明的一个砖厂做不动产抵押，贷款3000多万元，结果他一人就持有500股，这几年每年的税后分红就高达5000多万元。

同时，网帖还反映了电厂改制之后在经营过程存在的一些问题，如董事长高忠厚“一手遮天”导致企业“权利失衡”、孙家岔煤矿“违规开采”等等。

按照网帖上举报者所签实名和联系方式，记者见到了王建军、苏志诚、田键、薛亚军、奥钧、高甫等6位举报人。在神木县一家宾馆的接待大厅里，记者与举报人座谈发现，他们针对企业改制所反映的问题主要有两点：一、改制时孙家岔煤矿划归电厂，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二、改制后高忠厚一人独揽500股，是侵吞国有资产。

对话当事人：改制是否导致国资流失

电厂改制为何要划配煤矿？这是否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呢？据王建军等6位举报人介绍，当年推动电厂改制的政府官员有的调走、有的去世。他们建议记者先找两个人采访：一个叫高和平，他当年曾是县煤炭工业局副局长、电厂改制工作组副组长；另一个叫武文广，他是原燕家塔电厂的副总、现龙华集团大股东之一。

按照举报人提供的电话，记者见到高和平。可这位当年电厂改制的主要当事人却明确表示：在当时背景下，政府把孙家岔煤矿划归电厂的改制方案是正确的、必须的。

“我不仅是电厂改制工作组的副组长，而且早在1994年电厂筹建时，我还是县煤炭局派出的项目建设负责人。”高和平说，首先，电厂原来的名字叫“煤电公司”，因为立项时就是与孙家岔煤矿配套的坑口电厂，与孙家岔煤矿属一体化项目；其次，孙家岔煤矿的前期设计费用总计230多万元，都是由电厂承担的。因此，在改制方案中写明“孙家岔煤矿划归电厂开发，现发生的债务由电厂负责偿还”，改制后企业的名称也确定为“神木县煤焦电公司”。

苏志诚等举报人建议记者采访武文广，他们说：“武总已经退休了，但他与高忠厚有矛盾，在幕后支持我们上访。”然而，武文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否认“改制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说法。

“虽说我和高忠厚有矛盾，但我必须实话实说。”武文广告诉记者，当年的孙家岔煤矿是一块井田，现场还是一片沙漠，只是进行了前期设计，前期设计费等投入了几百万元都是电厂出的。他说，“当时是我去把煤矿前期材料抱回来的，政府领导说‘谁抽烟谁咳嗽’，改制后把煤矿划给你们，你们承担煤矿的债务。当年煤炭价格很低，开煤矿大多赔钱。”

高和平在谈起当年煤炭市场的状况时，还给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那时候，他作为县煤炭工业局分管安全生产的副局长，经常下乡进行煤矿安全检查。全县270多家煤矿，检查一圈要跑好多天。有一次正好赶上了饭点，这家煤炭企业老总想请他在镇上的饭馆吃顿饭，可一摸口袋钱不够，不得不打电话叫来附近几家煤矿企业的老总，几个人凑钱请他……

“人说话要凭良心，不能现在看到煤炭值钱，就说国有资产流失了。实事求是地讲，在当年改制时，孙家岔煤矿和燕家塔电厂一样都是包袱，而不是财富。”高和平举例说，在那个年代，煤炭市场价每吨只有七、八块钱，著名的哈拉沟煤矿为何在改制后又转给了神华集团，因为神华每吨煤可出价10元。

调查高忠厚：缘何独揽500股

经多方联系，赴外地养病的高忠厚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他说“在当时电厂亏损、煤炭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不仅职工没信心，我对改制也没信心，也不想持大股。但‘抓大放小’是国家政策，电厂改制是县政府的决定，不改不行；为改制成功，作为董事长不持大股也不行。”

查阅电厂改制方案，记者发现其中“认股办法”一栏规定：全体职工自愿认购；董事会成员认股量总计不少于总股量的51%，董事会成员内部认股比例自定，每个人不得少于50股。举报人田键认为，这个改制方案不合理。

他说，“神木县在推进县玻璃厂、大砭窑煤矿等企业改制时，采取的都是人头股(身份股)，即每个有国企身份的职工都配置给股份，电厂改制为啥要让大家出钱认购股份？”

“因为燕家塔电厂与玻璃厂、大砭窑煤矿等企业不同，电厂是全额负债企业，改制时不仅没有国有资产，而且实际上已资不抵债。”高和平说，改制前政府曾搞过一个清产核资，电厂资产实际是负437万元。这样一个资不抵债的企业怎么可能再给职工配置“人头股”，如果一定要配股那也应该配的是债务。因此，政府改制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对电厂资产不再进行评估，并把孙家岔煤矿、燕家塔水厂都划给电厂，所有债务由电厂承担。同时，作为一种支持，将贷款中2000万煤炭开采基金让利5年。

谈及董事会控股的问题，高和平说，这是因为玻璃厂、大砭窑煤矿等企业改制都搞平均股权最后都没有成功，玻璃厂倒闭了，大砭窑煤矿经营不善卖给了个人。政府吸取教训，希望电厂能改制成功，才决定采取董事会相对控股的办法，希望以高忠厚为首的领导班子能多入股、多承担责任。

那么，电厂改制认股时是否公正“独揽500股”的高忠厚是否属多吃多占呢？

“电厂先后搞过两次认股，都始终坚持平等、自愿的原则。”武文广告诉记者，“第一次认股是1998年改制时，职工们对企业未来没信心，为改制成功领导班子必须带头认股。作为副总，我当时让老伴拿出自己参加工作20年来的全部积蓄，认购了80股。第二次扩股是2000年1月，这次经股东大会讨论决定，不允许董事会成员再入股，为的就是让职工们多入股，企业股东从原来的99人扩大为168人。”

“1998年企业股改时，我最后一个认股。”高忠厚说，“在职工认股结束时，还有568股没人认购，我便找到当时电厂厂长杨国秀，动员他再买点。杨厂长当时虽已经认购了100股，可为了承担责任，他又将弟弟家的房产作了贷款抵押认购了50股；随后，我又找到当时只认购2股的副书记郭俊利，让他又多认购了18股。最后剩下500股，我不认购不行，可认购又没这么多钱，便找到亲戚刘晓明，用他的一块土地和一栋在建楼房做抵押贷款买下这500股。”

举报人坦言：谁都没长着前后眼

记者在与苏志城、王建军等6位举报人座谈时获悉，这40余名网络举报人都是没有股份的职工，他们未能入股的原因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在股改完成后进入企业的职工，比如苏志城；二是原孙家岔水厂或燕家塔铁厂的职工，后被并入电厂，比如王建军和奥钧；三是原电厂的老职工，但前后两次认股都没能参与，比如田键、高甫、薛亚军等。

龙华集团现任董事长高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电厂改制完成后已是民营股份制企业，按照改制时对政府的承诺，对于股改之后进厂的职工，只负责接收并安排工作；而铁厂和水厂分别是2001年和2002年才并入电厂的，当时股改已完成，不可能再入股。王建军承认，电厂改制方案中明确“水厂正式职工参加电厂改制”，但因水厂厂长不想改制，一直到2002年该厂长调回政府后水厂才真正并入电厂。

如果说以上两类职工都因错过股改时间而未能成为股东的话，那么以田键、高甫、薛亚军等电厂老职工，为何没有入股呢？他们的回答是：“改制方案确定基础股一股5000元，门槛太高，没钱认股。”

记者问：“在改制前，电厂曾向职工每人集资5000元，也就是说所有职工每人至少有能力认购一股。你们为什么不将这笔钱直接入股而选择退还集资款呢？”

田键、薛亚军回答：“因为在1998年改制时，高忠厚曾在大会上说，认了股也不会分红，要19年才能收回投资。高忠厚误导了我们，实际上股东在1999年底就开始分红了。”

记者问“如果说高忠厚1998年真的曾误导大家，可1999年底分红的事实不是已证明企业还是有前途的吗？你们为什么在2000年1月扩股时还是没有认购呢？”

田键、高甫、薛亚军三人坦言，谁都没长着前后眼。他们承认，在改制认股问题上，企业对所有职工一视同仁，但当时他们对改制没有信心，感觉企业没前途。

“我开始对改制也没信心，第一次也没认股。”龙华集团职工刘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是电厂第一批招工进厂的职工，在我的印象里，高忠厚从未说过19年才能收回投资的话，而是动员大家认股，但我当时看不到希望就没认股。到了2000年1月扩股时，我认购了11股。”

据了解，现任龙华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小毅也是第二次认购的股份。他说：“企业第二次扩股是为了筹资新上一台发电机组，当时我在一线车间当班长，企业的经营效益虽然仍然不好，但我感觉以高忠厚为首的领导班子一股正劲谋发展，企业有前途，就一下认购了33股，后来又在内部股东转让股份时高价收购了44股，变成了大股东。”

揭改制真相“巨贪”还是“功臣”

随着采访的深入，王建军、苏志诚、田键、薛亚军、奥钧、高甫等举报人向记者坦承，反映高忠厚借改制侵吞国有资产，他们的真实目的是想入股。而且，因入股而引发的举报风波，最早发生在2008年。

据董事长高杰介绍，2008年的龙华集团已由改制时的一个小电厂发展成为一家拥有发电、煤矿、宾馆、新型建材等多元化综合集团公司，资产总额突破10亿元，上缴税费近2亿元，实现利润突破3亿元。企业发展了，股东们分红多了，原来没入股的职工心里不平衡，便开始上访。

“实事求是地讲，高忠厚人如其名。1998年改制时他认购大股，实际上是承担改制风险、履行社会责任。”这是原县煤炭局副局长高和平的评价，他说“那时，国家‘抓大放小’要求改制，县领导落实国家政策逼着他改制，作为一名党员干部，高忠厚为了推进改制，不得不认大股。”

高杰说，2008年，神木县政府从稳定出发，要求龙华集团“承担社会责任，为政府分忧解难”，但龙华集团168名股东不希望股份被稀释，拒绝扩大股权。时任龙华集团董事长高忠厚从大局出发，找股东做工作，最后按照“大股东让利、一次性经济补偿、补偿与职工工龄挂钩”的原则，于2009年4月一次拿出3655万元对原国企员工进行经济补偿。

王建军、苏志诚、田键、薛亚军、奥钧、高甫等举报人证实，当时他们都领到了补偿款。其中，王建军最低，领取了16万多元；高甫最高，领取28万多元。

然而，此次经济补偿并未从根本上平息矛盾，时隔5年后的今天，为入股而发起的新一轮举报又出现在网络上。高杰说，“这次，他们把高忠厚说成侵吞国有资产数十亿元的巨贪，是想以此吸引眼球，目的还是为了入股。”

“当年企业困难时不入股，现在效益好了想入股，这些都是太会算计的人，让他们入股，我们股东不会答应。”龙华集团职工李小军说，他是1997年从黄河水利学校毕业分配到电厂工作的，改制时认了2股，扩股时又借钱认购了8股。他说“这世界上如果有后悔药，我还后悔当时没有多入股呢。”

“即使是为了入股，也不能捏造事实，诬陷别人呀。”龙华集团职工刘江说“凭良心说，没有高忠厚，企业早就倒闭了；没有高忠厚，就没有龙华集团的今天。”

神木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贺利贵告诉记者，当年龙华集团改制，从政策上讲是大势所趋，从程序上讲是规范运作。如今的龙华集团已成为神木县第一利税大户，近几年每年上缴税费都超过5亿元，安排职工就业1800余人。他说，“在神木，龙华集团的改制最成功，高忠厚功不可没。”

高忠厚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己从企业改制前的总经理到改制后的董事长，从当初为给职工发工资四处筹钱到后来企业发展盈利股东分红，从没入股职工上访到大股东之间发生矛盾，再到后来他主动退出经营管理岗位改任党总支书记，这些年他经历得太多太多……

听说记者要赴陕西神木县采访，有同事戏语：“是去调查房姐龚爱爱吗？”今年初，随着在京城拥有41套房产的“神木富姐”龚爱爱被网络曝光，神木的财富故事开始广受关注。

记者此行要了解的是另一位被网络曝光的财富主角——龙华集团大股东高忠厚。

据传，神木因境内有神松而得名。为护神木，滔滔黄河如一条巨龙在这里拐了一个神秘的弯，将其环抱。星移斗转，沧海桑田，地上神木早化做地下煤海。这里已探明的煤炭储量高达500亿吨。

“神木是中国第一产煤大县，也是富豪最多的县。”载着记者进入神木县城，出租车司机用手指向窗外，“瞧，路虎、宾利、法拉利、劳斯莱斯、兰博基尼……路上跑着多少豪车，里面就坐着多少富豪。”

富豪们的财富故事引人瞩目，那些“问题富豪”的财富“原罪”故事，往往更易成为舆论焦点，这也是促使记者走进神木的初衷。神木因煤而兴，富豪依煤而生。此次被曝光“侵吞数十亿元国有资产”的高忠厚，其财富的积累也缘于煤炭。

然而，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发现，高忠厚的“财富原罪”故事并不成立。他接受记者采访时出示的一条手机短信，也佐证了这一点：“高书记，因我不明白真相，参与了举报您的签字，其实我真实的想法是为了要股，无其它目的。举报材料多为捏造的内容，对您不公正，我深表歉意。高甫。”

高甫，正是此前代表40余位网络举报者接受记者采访的6位举报人之一。

为了保证采访内容的客观性，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对一些细节问题进行了核查。确认了当年改制领导者高和平、龙华集团现任董事长高杰以及被举报人高忠厚等三位高姓当事人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高忠厚上述手机短信所显示的发信人手机号码与高甫留给记者的手机号码是完全一致的，等等。

于是，真相得到了还原：被曝借机改制“侵吞国资数十亿元”的“巨贪”，原本是“勇于承担改制风险和责任”的功臣；被指为“不公”的企业股权认购，过程中体现了“公正、自愿”的原则；矛头指向高忠厚的举报风波背后，实际上是40余名非股东与168名股东之间的利益对立。

真相虽然大白，但令记者没想到的是，高忠厚从外地归来接受采访时却表示，自己并不希望成为被报道的对象。他说，一是因为自己并非富豪，在龙华集团股比结构中，剔除自己亲友的实际股权，他本人占股总计不到5%；二是从决定退出经营管理岗位时，他已经心灰意冷，移居他乡养病就是不想再被人关注；三是面对上访和举报，他自感问心无愧，如此足矣。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这是北宋名臣范仲淹在巡边神木时写下的千古名篇《渔家傲·麟州秋词》中的词句。神木古称麟州，范仲淹无意留此，缘于边城异乡的贫瘠和荒凉。如今高忠厚离开富庶的故土神木而远居他乡，又是为了什么？

记者在调查中还了解到，随着龙华集团的发展壮大，不仅未入股的职工开始上访举报，甚至当年曾帮高忠厚认购大股的亲友也心生他念，二人为争股权甚至对簿公堂。此事虽已平息，但却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高忠厚病倒了，赴他乡养病……

如此看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高忠厚们”的财富故事，颇具几分悲凉色彩。记者也曾考虑遂其意愿放弃报道。但回至北京伏案静思，却突然感到，当年因自愿认购与放弃认购股权而形成的财富差距固然令人无奈，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现实之后，如何让更多的人们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走向共同富裕”，难道不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和破解的时代命题吗？

正由于此，记者在反复确认所掌握事实基本无误的基础上，决定写出这篇自己新闻从业20余年少有的几乎与采访初衷完全相悖的长篇调查报道。